那一年除夕前一周，父亲让我去香港接两个人，坐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，我拿出父亲珍藏多年的照片。

那是我素未谋面的大伯与二伯。

父亲很少提起他的哥哥们，家里也没有他们的东西。只有在一年重阳节，他拉着刚懂事的我去登山，望着漫山遍野的红叶父亲拿出一坛绍兴老酒。他说这是家乡的酒，醇香浓郁，我问什么是家乡的味道，父亲笑着不作答。他说我小时候顽皮，姐姐不让喝酒，我偏不依。一天偷喝了大哥书房里的红酒，偏偏被阿诚哥发现了，我央求着他别告诉大哥，他倒好，罚我抄了好几遍课文，抄好了还要给他看。

原来父亲还有这样的一面，打小父亲对我就很严厉，家里一直在搬家，我也没有兄弟姐妹，渐渐对父亲描述中的那个大家庭生出了渴望。

兴许是喝了酒的缘故，父亲那天话特别多，说话的神态也好似孩子一般，手舞足蹈起来。我听地认真，竟没注意到父亲哭了出来。父亲是个当兵的人，家里有不少勋章，黑暗的日子里即使家里再苦再困难，也没有一句怨言。没想到此时此刻，他哭地鼻水都流出来，拼命用手背擦。

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抵达了首都站，我提着行李推搡着拥挤的人流，方才梦见了儿时的那一幕，后来下山的时候父亲没有说话，快到家了他让我偷偷藏起那坛酒说别让母亲发现。

转了好几辆公交车横跨半个北京市到了机场，四张机票一张去程三张返程，父亲托了好几个关系才买到的。我小心翼翼地塞好另外三张登上飞机。

香港于我是个完全陌生的城市，出了机场被淹没在听不懂的语言中慌了神，我拿出大伯写来的那封信。

大伯的字非常好看，父亲盯着我练字的时候常说大伯逼他练字，他最终也没习得凤毛麟角，倒是二伯学的惟妙惟肖，他们一块儿学习那会儿，挨批评的总是他。

按照信中的指示，我等在1号航站楼外面机场大巴的地方，这里比起北方闷热而潮湿，虽然是一月，一件短袖也足够了。我依着照片上的摸样在人群中寻找，又觉得自己愚蠢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人怎么还会是年轻时候的摸样。这时候迎面走来一位老者，戴了一顶绅士圆帽鬓角花白，走路却是极为挺拔好看的。

他喊了我的名字，说你就同明台年轻时候一个模子里印出来似的，很好认。

我也立刻认了辨识来，虽然增长了这些岁数，音容相貌又岂会大改。我喊了一声二伯，他笑了出来，眼角都是褶子。他说待会儿见到你大伯，那个人抠门的很压岁钱断然是不会主动给的，需得自己讨要才行。我便问那二伯的呢，他说早就备好了就等你来。

大伯倒是同相片上有些不同，瘦了很多，靠在车边面露倦容。只是那眼神却是极为锐利的，透过镜片打量着我，也不说话，我竟有种小学时候考砸了面对老师的感觉。

二伯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去扶住大伯的肩：“说好在车里等的，怎么出来了。”

“车里闷，出来透透气。”

我寻思着要不要开口，大伯向我伸出手，嘴角勾起一抹笑容：“明天同志。”

我才想起来我的名字正是大伯取的，那也是很后来才知道的事情，父亲说那是大伯的期许，关于未来的都会好的那些阴霾都会过去的，既是对小家，也是对大家的期许。

我握住大伯的手，老人的手布满皱纹皮肤粗糙，手掌底下却是沧桑而有力。

“行了，赶紧上车吧。”二伯替大伯开了车门，自己坐进驾驶座里。

我也跟着拿好行李坐到车后座，临行前父亲对我说他们三个人其实并没有血缘关系，我很惊讶。我知道父亲虽然不挂在嘴边，却是极为思念的，这次他写了好几封信，大伯总算松口愿意回来团聚。父亲说，不是亲兄弟有什么关系，他们到死都是我的家人。

二伯问了我很多情况，大伯在一边听着，偶尔插两句话。说起现在家中的近况，我的工作，二伯很开心的样子，大伯似乎也挺满意，眉头渐渐舒缓开来。他还揭发了父亲儿时的糗事，我央求他多说一点，大伯哈哈大笑说明台那臭小子，仗着大姐宠他，无法无天。说完表情忽然又沉寂下来，二伯拧了眉心，空出一只手拍了拍大伯的腿。大伯让他好好开车别分心，又不说话了。

车里的空气压抑，二伯从后视镜里看我，我朝他笑笑，表示我并不介意的。忽然想起刚来时的一个问题，问他们道这里的人说话都听不懂，他们花了多久才学会的。

二伯看了一眼大伯，眼皮子底下透出一丝俏皮，他轻咳了两声：“粤语其实不难学的，只不过我们明大教授上课都用英语，隔了半年上街买粥都要靠手笔划老板娘才搞懂他要的啥。”

“阿诚！”大伯脸上有些挂不住，老年人有的时候真是比年轻人还要面子，厉声喝道。

二伯压根不吃这一套，继续说道：“我就比较命苦，家里找房子买菜反正琐碎的事情都轮到我头上，学语言呢还是日常交流最快了，要是你把早饭摊子上老板的话也听会了，也就学的七七八八了。”

“谬论！都是谬论！”大伯竖着手指数落，“也不晓得是谁老要拉着我去看港片电影，家里还不是你做主买了那些个付费电视台。”

二伯笑笑，偏过头对我说：“有次一部电影他特别不喜欢，还写了老长一篇评述寄给人家报刊，居然还给他刊登出来。”

“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写的。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我问。

“那部电影制片还特地通过报纸找过来要求见上一面，我怕对方要惹事给拒绝了，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。”

“说不定是想同大伯探讨一下呢？”我提出疑问。

“你看，我同大侄子想法一致。”大伯似乎遇到有人支持他声音也高了几分。

二伯不以为意地斜了他一眼：“你都说了要低调，还写这种东西寄给报社。”

“哎，我也没想到他们会登出来嘛。”

我觉得好笑，父亲说大伯严厉，我看也未必如此。

在香港一天时间，二伯陪着我买点东西带回去，其实家里也不缺什么，二伯说那么久没回去了总不能空着手，以前你父亲要什么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。最终买了一块手表，二伯说你也工作不少时间了，戴快体面的手表不为过。给父亲的是条皮带，二伯似乎很期待父亲收到礼物时候的反应，最后给母亲挑了一条项链。

大伯退休之后便赋闲在家看书写字，有些学生会登门拜访继续请教问题，后来机缘巧合开了个班教小孩子书法，起先都是学生的孩子，大家都说明先生教得特别好，传开来就有许多人来报名。大伯也是习惯了忙碌的生活都答应下来，只是后来病了一场在二伯的坚持下才一一回绝掉，现在又回到清闲的日子。

晚饭二伯订了一家馆子，说是百年老店，我没吃过粤菜，点菜的任务倒都交给了大伯。我同两个人慢慢熟络起来，饭桌上聊开来，二伯说这肉蟹你们那边吃不到特地点的你吃吃看。延安的确很少吃到海鲜，二伯见我对着硬壳没辙，便用小榔头敲开肉夹到我碗里。敲完一只他又敲了一只，再把蟹脚里的肉悉数挑出来放进大伯盘子里，像是多年的习惯般自然顺手。

他们房子两间卧室，其中一间二伯腾出来让我睡下，房间里摆了许多书法作品，我认出其中不少出自大伯之手。联想到大伯之前在家里教书，大概这里被征用做了课堂，那大伯和二伯便是睡一间房了。

第二天我们又来到香港机场，这次多了几件行李塞到后备箱内，大伯开着粤语电台听新闻，街上挂满了彩灯，倒也不比内地的过节气氛差。

此行的目的地其实是上海，我曾陪同父亲去过几次，父亲指着一幢很气派的洋房说这以前是我们家。如今被政府征用，地契也一并呈交给上头，父亲语气中略有不满。他在那幢房子前站了很久，叹了口气说怎么长了那么多杂草要是被大姐看到了定要不高兴的。

这一回，父亲特地定了上海饭店的包房，嘱咐我一定要点几道菜。我安顿好大伯二伯住进饭店的房间，他们倒是对此地熟门熟路，父亲和母亲是晚上的火车到上海，大伯便说要出去走走，二伯拗不过他也跟着去了。

他们故地重游一定有很多要看的地方，我找到管事的人安排晚上的年菜，临近除夕饭店里格外忙碌，好多人等着，等全部整完了，我看一眼新置办的手表，父亲母亲也差不多快到了。

大伯和二伯回来的时候，前菜都上齐了，父亲猛地站起来，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紧张又激动的父亲。

“大哥！阿诚哥！”父亲喊出两声，声音有些颤抖。

大伯的视线却从进门起就一直盯着那张空着的主位，竟有些站立不稳，二伯马上扶着他，大伯紧紧抓住他的手。

“明台，你这是……”

“说好的一家人吃饭的。”父亲哽咽道。

小时候家里凡是过年，总要摆上三副空着的碗筷，我不解地问母亲，母亲说那是你姑母、大伯和二伯，你需记住了以后总有一天能见着。姑母的事情是父亲的一道伤疤，我如今才知道，也同样横亘在大伯与二伯心中。我担心他们要闹不愉快想要站起来打圆场，母亲拉住了我摇摇头。

只见父亲站到二人跟前，双膝一屈跪了下来，泪水留了满脸喊不出声来。

大伯伸手去搀扶，拉了一把没拉起来，厉声道：“明台你起来。”

“我不起来。”父亲竟有些撒娇的语气。

“你小子反了啊，大过年的难不成还要我整肃家风？”

“大哥，我……”

“阿诚，拉他起来。”

二伯好像一直在等这句话：“我的小少爷哎，你就起来吧。”

父亲破涕而笑：“阿诚哥我都这把岁数了，还小啊。”

“比我小就是小了。”二伯拽着父亲的胳膊，父亲跟着站起来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倒是二伯上前一步抱住了父亲。

父亲终于放声大哭。

二伯也有些动情，他看向大伯，愣了愣。大伯摘下眼镜，擦拭模糊的镜片，二伯看地有些呆住，眼角滴下一行泪。

“你们两个要抱到什么时候啊。”大伯拍了拍父亲的肩膀。

父亲立马撤了手，乐呵地看着大伯：“大哥不喜欢我抱着阿诚哥就明说嘛。”

“胡闹。”大伯又拍了一下父亲的脑洞。

“吃饭吧，大家都饿了。”二伯擦拭眼角，笑着看向二人。

父亲替他们拉开座椅，被大伯夸奖居然长进了，笑得美滋滋的。席间问起两个人下午去了哪里，二伯说就去外滩走了走，变化挺大的好多都认不出来了。

我想着大伯和二伯并肩走在腊月的浦江边上，身穿一黑一蓝的同款大衣，指点哪些地方都不一样了，回忆着以前的模样有说有笑。

大抵世间最浪漫的事情也不过如此。

完。

似乎是伪装者播完之后就一直有的一个文案想法，今天去看了朴树先生的演唱会，不由地总算是有感而发写将出来。

希望大家表介意《我的父亲、大伯和二伯》这种小学文章题目格式引申出来的OMC >.<